后来他们的建议被采纳,经与各方协调后,最后决定先起草《证券投资基金法》,由我负责起草工作。
当仁不让，它应当由即将出台的《网络安全法》来规定。安卓就是典型的手机开源系统。
最近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出台的《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也是专门针对某类网络安全问题而制定的技术法规。比如说，在这次手机病毒事件中，在手机短信、手机浏览器中收到apk安装文件时，如果安卓系统设置更为明显的警告，告知手机用户其中的潜在风险，可能会大大减少手机中毒的数量。另外，目前我国还有大量的汽车安全强制性标准。它无非是利用手机用户在接收短信时点击下载手机程序的安装包，而后安装并执行恶意程序。当然，制定网络安全标准不应限制各种技术的发展，而应着力于对各种服务产品所必需具备的安全功能和安全要求等进行规定。
另外，我国目前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国家标准也是数量众多。而该法专门规定食品安全标准一章，更是足见法律对食品安全标准的重视。当然，人们也不能简单地假设司法就是中立。
相反，司法体制本身很容易演变成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律师也是基于自私利益之上的第三种认知发生在中国如何确立自己的法治体系这一层面。不过，形势比人强，法治建设是一个大趋势，因为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发展都在呼吁法治建设。显然，中国要确立自己的法治体系，在认知层面，既要克服传统的法律工具论的思维，也要避免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的思维。
邓小平等领导人反复重申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在这方面，这个机构仍可大有作为。
到1995年，中共十五大便正式把法治确定为国家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因此，也有很多人出来对中国的未来表达出担忧，对反腐败运动会不会继续破坏中国的法治建设，感到很大的不确定性。即使具有英国殖民地法治传统的香港，这种观念也在流行开来，一些学者和政治力量在大力提倡占领中环运动，希望通过非法治的方式来实现政治目标。具体地说，中央政法委的功能从推进法治建设，很快就演变成为一个擅长于张扬国家机器暴力面的组织，主要体现在维稳机制的产生和大发展上。
在知识界，人们对政法委一直有诸多的抱怨，似乎政法委就是阻碍中国法治建设的最大阻碍。照理说是需求创造供应，但在美国的司法界可能相反。尽管执政党的目标是建设和谐社会，但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和谐了。例如，美国人喜欢打官司，也被鼓励打官司，而不喜欢庭外和解。
传统中国并没有发展出法治精神，所强调的是依法治国，即统治者使用法律来统治国家，是传统法家的思想。在美国，律师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追求自身的利益，这导致了巨大的社会问题。
法律是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法官就是裁判，是相对中立的裁判。在这些阶段，法治国家建设并无法成为精英的政治目标。
例如，台湾学生可以无视法律来占领立法院，而一些政党则在背后支持。在人民的眼中，这个部门的本来意义在于提供基本社会安全保障和社会正义，但现在是恰恰相反。即使是律师群体，今天也经常偏离法治而诉诸于民众。在维稳机制下，老百姓各方面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经常受到侵犯，老百姓也不得不诉诸于其他非正常的手段来应付政府官员，在很多情况下往往体现为暴力。在中国，认知的困难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法治国家的目标产生于清王朝解体之后。
从组织层面，当时设立的中央政法委员会（即政法委），就是为了推进法制建设的权力机构。改革开放之后，建设法治国家终于正式提到执政党的最高议程上来。
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会长期存留下去，人们对此也会展开争论。维稳机制脱离了法治的轨道，走上了过度依赖暴力，结果造成了社会的更不稳定。
在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中共宣布即将在10月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专门讨论依法治国问题。法治建设也面临实际政治的困难，包括谁来做、怎么做。
旧国家解体了，但新国家的建立则是非常困难的事，法治国家建设更是提不到议事日程，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一直只是一个理想而已。法律是社会正义和公正的保障，但不能简单地假定律师就是社会正义和公正的化身。大量的司法需求是美国律师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创造出来的。党的干部官员一旦犯罪，不仅要接受党纪的惩罚，也要接受国法的惩罚。
法制意味着要确立并实施一整套法律体系，而法治则要解决政治问题，即法律不再仅仅是统治者的工具，任何组织包括执政党也必须服从法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服从法律。从宪政的最基本面来说，宪政即法治。
在最高的层次，不管人们对宪政抱有多大的争议，要确立有效的政治治理，宪政是唯一的选择。其二，在社会治理层面，前些年的维稳机制已经导致了越维稳、越不稳定的局面，要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必须重新返回到1980年代开始的法制和法治建设。
今天人民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极端不信任，是和高强度的维稳有关的。法制和法治，一字之差，表明中国在法治国家建设上的新阶段。
这个反腐败运动是前所未有的，在短短的时间里，大量的各级官员被查处。往日的维稳功能在不断淡化，被新的概念社会治理所取代。不过，建设法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旦条件具备，包括执政党所具有的坚强的政治意志、社会成员科学的法治观念、法治建设机构的存在等等，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也能建设成自己的法治体系。
实际上，从法治原来的意义上说，法律既不是统治者的工具，也不是社会的工具。这种观念在没有法治传统的亚洲尤其流行。
其三，在强化执政党的合法性方面，法治无疑为人们指出了国家政治发展的大方向，并且能够从理论上说清楚执政党的性质，这必然会成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巨大资源。作为第三者，司法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包括政府）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互动的平台，简单地把法律视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社会的工具，都会导致法律的滥用。
今天提倡法治，也要以法治党，也就是要把法治引入对执政党本身的治理。中国基本上经历了清朝解体、军阀混战、国民政府统一、外敌入侵（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1949年之后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内部政治斗争等几个主要阶段。
